电焊打住眼了怎么办

一、外白渡桥上的反标事件

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秋夜，1949年9月12日。凉爽的秋风吹拂着外滩，外白渡桥畔的南苏州路上，黄浦公安分局夜间治安巡逻队第七小组的三名成员警察小王和青年治安积极分子小杨、小储，正按照规定的巡逻路线执行例行巡逻。

当三人走上外白渡桥时，桥头空寂无人，灯光黯淡。他们按照惯例在桥中间靠近黄浦江一侧的栏杆前停下，点燃，闲聊轮船。一阵江风拂过，桥面上的一块长条形白布随风飘落，露出其上的红色大字一幅煽动攻击的反动标语。

小王惊愕之余，立刻作出反应。他冲向桥面，发现反标是用绳子系在桥梁上的。他和小杨、小储商量后，决定先保护现场，防止消息扩散。他们脱下身上的外套和长裤，将反标上的大字遮住。然后让小储急往分局报告，自己和小杨留在现场等待。

黄浦分局迅速派员前往现场勘查取证，并向市公安局报告。由于案情严重，市局也指派了两名警员到场督察。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手段，现场勘查相对简单。尽管没有录像机取证，但使用了旧德国照相机拍摄了一些照片。技术人员并未发现案犯留下的指纹或脚印。从现场情况来看，案犯很可能是在半夜趁车辆、行人稀少时动手的。他们事先准备好了带有反标的木棍，将其套在桥梁钢架上，使反标悬挂在斜钢梁上。当有风或载重车辆经过时，反标会自动掉落并显露出来。

黄浦分局的领导对此事极为重视，立即召集警员听取汇报。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李士英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经验，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敌特势力的预谋破坏活动的开场动作。他立即指示黄浦和虹口两个分局联手调查此案。两个分局各抽调了三名政保侦查员组建了联合侦查专案组，由黄浦分局资深侦查员寿汝君担任组长。

案件分析会上，专案组对案件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认定这是一起政治性案件，旨在制造混乱。作案手段显示出了预谋和熟练度，表明案犯可能事先物色并观察过现场，甚至可能之前进行过演练。案件的及时侦破和严厉打击势在必行，以防止进一步的破坏活动。侦破工作随即展开，每一个线索、每一个细节都被紧密追踪和深入挖掘。这场反标案件的侦破过程，不仅是对犯罪行为的打击，更是对和平与稳定的坚守。经过深入分析和细致调查，我们发现了一起神秘的案件，涉及到一系列物证和痕迹。一块崭新的白布、写有反标的红色油漆、两根被截断的木棍以及手工缝纫和白布上的细绳扣等，都成为了我们追查的重要线索。

对于案犯身份的推测，我们结合现场作案者的攀爬能力和特殊的打绳结手法，初步判断此人可能从事过水手、水兵等职业。至于幕后可能的作案者人数，目前尚无法确定。但从反标文字的书写笔迹来看，书写者似乎接受过私塾教育，可能还练过毛笔字，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这种教育背景和现场作案者的职业背景似乎并不相符，因此我们推测这可能涉及到不同的人物。

为了深入调查，我们制定了详细的侦查方向。我们对居住在外白渡桥南北两侧的居民以及夜间经过者进行访查，询问是否发现过可疑现象。我们对相关区域的布店、铁锹店铺进行访查，看是否有大量购买白布、铁锹等物品的情况。我们还向各派出所发出协查通知，通过居委会了解各街坊范围内是否有相关的购买和手工缝制情况。

案情分析会后，专案组的侦查员们立刻行动起来，按照分工在黄浦、虹口两区展开调查。虽然一开始没有获得任何线索，但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有了突破。一对青年情侣提供了重要信息，他们声称是从一个挖泥船船员那里得知反标案件的情况。进一步调查后，我们终于找到了反标案件的知情者郁某和韦某，他们正是当时船上的值班者之一。这一重要发现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调查方向。

与此我们的调查也涉及到了一位名叫老张头的杂货铺老板。老张头性格内向、老实本分，但他的杂货铺因为销售与案件相关的物品而成为我们的调查对象。老张头与邻居治保委员林阿姨的关系复杂，这也成为我们调查的一部分。这一系列的人物和事件交织在一起，使得案件更加扑朔迷离。

现在，我们正对每一条线索进行深入调查，希望能尽快揭开这起案件的真相。请大家持续关注，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将为大家揭示更多精彩的内幕。在傍晚的余晖中，林阿姨按照派出所的指示，前往老张头的杂货铺子，去了解是否有人购买过铁锹或者木把。她的心中充满疑惑，但派出所的命令让她不得不行动。一进店门，她就像一位侦探般盘问起来，而老张头则以无所谓的态度回绝了她，表示店里生意不好，没有人来买过这些东西。林阿姨虽有些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悻悻离去。

离开后的老张头，带着一丝轻松的心情回到了家中。饭桌上，他提及此事，儿子小张察觉到了父亲话语中的玄机。在儿子的追问下，老张头透露了确实有人拿过木把原料，但不是出售，而是送给了一位常帮他搬运货物的老山东。

小张听闻后并未多想，直到晚饭后与女友小董碰面，小董提及外白渡桥反标案和布店被调查的情况。小张心中一动，想起了林阿姨的询问和父亲提到的老山东。小董听说老山东的过往历史后，意识到这可能涉及到案情，便提议直接去公安局反映情况。

寿汝君等三人得知情况后，便与小张一同前往张家了解情况。老张头承认老山东确实来拿过一根长约一百七十厘米的麻栗棍木把原料。这根木把原料原本是准备用作锹柄或锤子柄的，老山东选购时并未提及用途，只是看中了便直接拿走，因为老山东平时常帮老张头搬运货物，所以这次老张头并未收费。

专案组从派出所了解到老山东的情况后，开始对其展开调查。经过一系列的分析和调查，老山东柳鸣被请到了专案组。柳鸣承认他确实去老张头那里拿过木料用于制作擀面杖。侦查员请来了三位技艺精湛的老木匠进行鉴定，确认柳鸣的擀面杖与老张头的麻栗料是同一货品。但经过调查柳鸣的行踪证明其并没有作案时间。经过一系列的排查和鉴定后老山东的嫌疑最终被排除并得以回家。

然而就在他走出黄浦分局的瞬间新的反标案发生了！这次不仅仅是一起事件而是三起分别发生在永安公司、老城隍庙和北火车站的反标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永安公司是当时上海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后来曾改称过“华联商厦”。这三起反标案的发生让整个城市陷入了紧张和混乱之中人们开始猜测这是否与之前的案件有关联展开了一场紧张而扣人心弦的探案之旅。在解放初期的上海，经济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萧条期，永安公司也未能幸免，1949年8月至12月的亏损记录仍历历在目。在这个艰难时期，作为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仍然吸引了众多顾客，尽管购买力有所下降。

某日下午，两位女顾客在永安公司的小百货部选购袜子时，意外发现柜台前的玻璃上贴着一张反动标语，这一发现令两人震惊不已，店堂内的氛围瞬间凝固。不久，老城隍庙也发现了类似情况，一对石狮子上竟然也贴上了反动标语，游客们对此感到愤怒和惊讶。而北火车站的候车室内，更是出现了多处反标，扩散范围广泛。这三起案件的反标都是在白色道林纸上铅印的，但印刷质量不高。

市公安局对这三起案件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一个由十七名资深侦查员组成的联合专案组，前往三处现场取证。侦查员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反标使用的粘连剂极为特殊，无法用常规方法完整揭下，且白色纸张表面没有留下任何指纹。侦查员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将证物带回市局进行检测。

在案情分析会上，侦查员们对案犯的作案手法进行了分析。案犯选择在人多热闹的地方作案，利用人们的注意力分散来逃避监控。他们使用了特殊的胶水粘贴反标，且可能戴了手套以避免留下指纹。令人困惑的是，在江南地区9月份的高气温下，戴手套出现在公共场所似乎更容易引人注意，而且手套被特殊胶水粘住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三处反标几乎同时出现，揭示出一个反革命团伙的作案事实。刑技鉴定人员在化学专家的协助下，对反标使用的纸张进行了深入研究。这种纸张正反两面功能各异，正面能够分解破坏指纹，反面则能在接触水分后产生极强的黏性。反标采用手摇印刷机印刷，虽然印刷机存在质量问题，但其使用的特制油墨具有极强的挥发性和难以擦拭的特点。除此之外，所有产品都是西方国家高科技研究成果，市场无法购置，应该是特工专用产品。

专案组在调查过程中，迅速获得了三条重要线索。第一条来自永安公司的营业员们，他们回忆起在发现反标前曾有一名驼背男子在柜台附近徘徊，形迹可疑。这名男子经常出现在公司内，但从未购买过任何物品。第二条线索来自该公司的清洁工朱阿姨，她描述了在发现反标前一名时髦女子弄湿了地面却未表现出任何清洗意愿的奇怪行为。尽管朱阿姨无法确定这一行为是否与反标有关，但她仍然将其视为反常情况并向侦查员报告。第三条线索来自老城隍庙的一个摆米花糖摊的浦东老头，他注意到一名穿米黄色衬衫、戴眼镜的青年男子在发现反标前几分钟向石狮子泼汽水的不寻常行为。这一奇怪举动被旁边卖茶叶蛋的苏北老太也目击了。

这些线索似乎都指向了同一个神秘的人物或团伙。专案组侦查员们开始对这些线索进行深入调查，试图揭开反标的真正幕后黑手。他们意识到这是一次艰巨的任务，但他们决心追踪每一个线索，直到揭开真相。在这个充满紧张氛围的调查过程中，每一条线索都可能成为破解谜团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个考验智慧和耐心的挑战，专案组侦查员们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揭开反标的真相。经过深入分析和实地调查，专案组立即对收集到的三条线索进行了详尽的研究。针对朱阿姨、浦东老头和苏北老太所反映的第二、第三条线索，时髦女和眼镜男的行为引起了侦查员的高度关注。基于之前的技术鉴定，侦查员认为他们的举动符合张贴反标的操作特征。反标纸张的特殊性质，使得作案过程被分解为两个步骤：先由一人用液体湿润张贴位置，再由另一人贴上反标。

对于第一条线索中提到的驼背男子，侦查员根据其鬼鬼祟祟的举止和出现在现场的时间推断，此人很可能是配合时髦女作案的案犯。来自老闸分局的彭蒙等三名专案组侦查员受命深入调查此人。

通过了解，侦查员得知驼背男子时常在永安公司附近转悠，特征明显：夏天穿着汗背心、木拖板。由此，侦查员推测此人应该住在永安公司附近。彭蒙三人决定向活跃在附近的摊贩了解此人的情况。仅问了几位摊贩，就大致摸清了此人的底细。

此人姓辛，被尊称为“老辛”，据说是做小百货掮客生意的。解放前，他曾在青帮涉足，后因违反帮规被驱除。他的驼背形象据说是因此形成。更有消息透露，老辛在日伪时期曾担任“76号”（即汪伪特工总部）的密探，抗战胜利后则为“军统”效力。他的住所位于河南中路明兴里，距离永安公司很近。

彭蒙向专案组长程晓芝报告了上述情况，并请示下一步行动。程晓芝指示将辛某传唤至派出所讯问，同时派人搜查其住所。

彭蒙三人前往派出所，确认明兴里确实住着这位驼背男子辛阿根。面对侦查员的突然造访，辛阿根虽见多识广，但仍显平静。当被问及最近的活动情况时，他试图以油腔滑调应对，但在侦查员的追问下，他显得焦虑不安。

面对侦查员的连续追问，辛阿根开始露出慌张之色。尤其是当被问及昨天下午的行踪时，他的眼神明显慌乱。他试图以在家睡觉作为回答，但当被要求提供证明人时，他只能依靠他的妻子。

就在专案组侦查员大老张的出现带来了重要的消息。他受命前往辛阿根家进行搜查，结果找到了关键证据一本内有人民币存款1897万元的银行存折（旧版人民币）。这一发现表明辛阿根涉嫌另一种犯罪。与此辛阿根的妻子在侦查员搜查时的反应也引起了侦查员的警觉。于是重新搜查床下杂物时发现了这本存折。于是侦查员立刻押着辛妻去了派出所提审室做进一步的调查询问工作将其控制起来并向上级报告他们的新发现对后续的审查工作进行安排准备接下来对他展开深入的审讯与调查。与此同时这次成功搜查和抓捕也提升了整个专案组的气势为后续的调查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续的调查和审讯工作将会更加深入全面以确保案件的顺利解决为受害者讨回公道同时也为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努力。当下，彭蒙听到介绍后心情复杂，既感到郁闷又好笑。原本从事政治保卫工作的他，不经意间协助刑侦线捉拿了一个老扒手。

当辛阿根的赃款存折被展示给彭蒙和辛阿根的妻子后，这个老扒手终于愿意坦白交代。原来，辛阿根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扒手，早在三十年前就已开始作案。他的扒窃对象都是普通百姓，且从未收过徒弟，因此在黑道上没有太大名气。他的犯罪记录却相当惊人，三十年来作案无数，竟然从未失手。

辛阿根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他曾在汪伪“76号”特工总部和“军统”的监视下，为指定的对象扒窃情报。解放后，尽管他曾考虑金盆洗手，但金钱的诱惑以及妻子的怂恿使他重操旧业。他获得的赃款全部交给妻子，部分购买黄金首饰并藏于地下。

彭蒙立刻将情况告知程晓芝，引发了对辛阿根与反标案关系的猜测。鉴于辛阿根曾与“军统”特务有勾结行为，且扒手的敏捷动作与魔术师相似，不能排除他被敌特分子雇佣张贴反标的可能性。彭蒙等人决定进一步确认辛阿根昨天是否真的在永安公司作案。

尽管侦查员做好了与辛阿根长时间周旋的准备，但辛阿根却出人意料地清晰地说明了情况。他提到扒窃的钱包是有主的，失主是交通大学的一位老师。他进一步解释说，扒手行业有一个习惯，就是扒到证件、月票后会寄回去，以避免失主补领的麻烦。他昨天在永安公司扒窃的钱包内的证件就是写给这位交通大学的老师的。侦查员通过联系交通大学证实了这一情况，从而排除了对辛阿根的疑虑。

在专案组彻夜研究案情的上海市区西南侧的徐家汇堂附近的一处民房内，有人正在策划一项重大阴谋。这项阴谋导致专案组侦查员前往当时著名的场所大光明电影院。

大光明电影院位于南京西路216号，这天下午放映的是苏联影片《我们的生活》。虽然这部电影难以列入“优秀影片”行列，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其票房价值仍然很高。电影散场后，有人在电影院内发现了反动标语，这立刻引起了专案组的警觉。这一事件为接下来的调查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挑战。接到市局的紧急通知后，上海各分局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一旦接到特定类型的报警，即刻上报至市局专案组。专案组的核心成员程晓芝果断下令，一旦发现警情，全体侦查员必须迅速出动。

大光明电影院成为专案组的焦点。当专案组的侦查员抵达现场后，立即采取了封锁措施，命令影院所有工作人员原地待命。随后，两名刑侦技术人员赶到，他们对现场进行了详尽的勘查和取证工作，记录下每一处反标的具体情况。

此次出现的反动标语共三处，每处两幅。这些标语是由剪下的铅印字体拼接而成，并粘贴在医用胶布上，再置于椅子背面和厕所墙面。根据刑技人员的现场分析，张贴反标的时机应该是在电影即将结束时，案犯偷偷溜进厕所或座位间完成的。

专案组侦查员通过分析，认为坐在13排20座的观众具有极高的作案嫌疑。这个位置正好给了案犯便利，可以在电影接近尾声时，利用观众的不注意，轻松地将反标贴在椅子背面和厕所墙面。

寻找这位观众并非易事。电影票并非实名制，要在众多观众中找出这位特定位置的观众无异于大海捞针。但专案组运气尚佳，他们从售票员那里得知，当天下午两点场的13排中间座位已被榆林区泰昌织布厂团组织预订。侦查员迅速前往该厂，通过与团组织的沟通，得知是由团支部副书记小汪负责购票和发放。小汪提供了获得电影票的名单，但并未包含座位号信息。经过沟通，小汪答应帮助专案组查明座位号。

专案组副组长寿汝君带领几名侦查员与小汪一同行动，迅速查清了所有观众的住址。他们直接前往各家各户进行查访。第一位查访的对象就是坐在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的13排20座的女青年小刘。面对侦查员的询问，小刘表现得很镇定，她还保存着票根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寿汝君则前往派出所了解小刘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得知她出身于工人家庭，家中无复杂社会关系。

虽然初步看来，小刘并不像是与张贴反标有关的人，但专案组仍然将她带回工厂进行深入询问。接下来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专案组的侦查员们正全力以赴地寻找相关的线索和证据。这个案件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关注和讨论，人们都在关注着专案组的调查进展和最终结果。她从未涉足任何违法之事，名誉清白，无一丝与不法之事相关的传闻。寿汝君在听闻此事时，不禁心生疑惑。一个如此背景的女孩，为何会有张贴反标的犯罪嫌疑？

寿汝君首先向小汪询问关于此事的内情，小汪表示不清楚具体细节，需要向食堂的人了解。经过进一步了解，得知小刘一直未曾有过恋爱经历，尽管有人曾向她示好，但她并未给予回应。寿汝君便让小汪去陪小刘聊天，同时叫来了老金交换意见。两人都觉得这件事颇为蹊跷。

就在另一组侦查员带来了新发现：小刘紧挨着的13排18座的电影票被转让了。在大光明电影院，座位排列有其规律，20座是靠近过道的座位。这张票原本是细纱车间团员林秀凤的，但因其儿子生病，她未能观看电影，将票转让给了他人。侦查员由此推测，转让电影票的这位观众有可能就是张贴反标的人。据林秀凤描述，这位观众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上海滩“老克腊”，穿着打扮和谈吐举止都显得非常体面。

“老克腊”这个词源自外来语，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那些注重外表、追求时尚的人；另一种则是指那些层次高、品位高的人。这位老克腊的形象描述为灰发或白发，穿着笔挺的西裤，皮鞋擦得光亮，出门可能穿着派克大衣。他们定期在咖啡馆聚会，玩桥牌、喝蒸馏咖啡，风度翩翩。在舞场上，他们的表现足以让年轻人自愧不如。他们对明星的评价标准与常人不同，更偏爱传统的美。

专案组了解到这位老克腊的特征后，决定寻找这位观众。上海人口众多，寻找一个人并不容易。专案组决定采取守株待兔的策略，在各影剧院门口蹲守。他们推测，由于反标案的影响越来越大，案犯可能会继续行动。只需关注全市著名的影剧院即可。

这个策略奏效了。在“天蟾舞台”门口，侦查员小赵发现了一个与描述相符的老克腊。他悄悄尾随对方进入剧场，确认座位后通知了组长程晓芝。程晓芝立即请求老闸分局出动便衣警察前往支援。在小赵的指挥下，便衣警察以抓扒手为名将老克腊请出场外进行搜查。从他的身上，搜出了与昨天大光明电影院内发现的反标一模一样的橡皮胶反标。

随后，老克腊被押送到市局接受审查。经过指纹鉴定、搜查住所和专案组的讯问，案件终于真相大白。此人名为沈榘耀，五十二岁，浙江奉化出身，家世显赫，属于清朝官僚家庭，祖上三代曾有官职显赫的经历。他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深入学习了四书五经等古典文献，还曾留学英伦，兼具中西文化之精髓。

在1926年，沈榘耀被军阀孙传芳招募为幕僚，并被授予少校军衔。随着历史的变迁，他的命运也经历了曲折。次年，当蒋介石北伐到达上海时，身为敌方军官的沈榘耀原本在诛杀之列。他的清朝遗老父亲巧妙地利用与蒋总司令的同乡关系，为他化解了危机。不仅避免了“附逆”的罪责，还被引荐至南京国民担任一科长。

沈榘耀并非做官的料子。他出身富贵，属于纨绔子弟，喜欢享乐，不耐烦负责具体事务。仅仅做了三四个月的官，他就辞职回到了上海。之后，他尝试过多种职业，包括教师、记者、公司职员以及巡捕房译员等，但都没有长久坚持下来。

沈榘耀是一个典型的“三房合一子”，在他这一代，他成为了唯一的男丁独子。他的父辈们留下了大量的遗产，他工作只是为了体验新鲜感，而非为了谋生。他在上海、广州、南京等地都有产业。由于与蒋介石的关系，他得以在动荡的局势中保全自身，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沦陷后，他的不动产才被日本军队没收。

抗战胜利后，“军统”以“文化汉奸”的罪名逮捕了沈榘耀，财产被没收，面临刑罚。沈榘耀通过给蒋介石写信成功化解了危机，不仅保住了性命，还收回了一部分财产。之后，他闲居在家，直到几个月前上海解放。